1965年至1967年，曾在杭州、上海、苏州三地养病，并在此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。

  1966年农历正月初一，从上海来到苏州向拜年，并提议在部队召开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。

  这一提议得到了的全力支持,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托负责此事。这一座谈会于1966年2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，其《纪要》受到了的赞同，在全军乃至全国造成了“轰动效应”。

  1939年8月，方顺安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。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，祖母和母亲都是农村妇女，方顺安对祖母和母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：“她们都是小脚。”

  谈起为什么从军，方顺安十分坦率：“当时，家里很苦很贫寒，我们在家务农，但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支出，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。”

  的司机有很多任，方顺安不是口舌灵活的小伙子，对自身为何会被选中，他曾有过思考：“我想，我为何会被选中，去给开车，一个是考虑到我的工作上的能力和思想觉悟，另一方面，另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。”

  “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，因为旧社会讲“好男不当兵”，我母亲舍不得我，奶奶也哭着喊着不让我去当兵。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，但我在村里是比较积极的，前两年就入了团，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，就选中了我。”

  这样多报一岁，方顺安就参军了。他说：“我那时很天真，想当空军，不想当陆军。”可那个带兵的讲:“小方，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，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。”

  方顺安后来回忆起这个人生转角，也只是笑笑：“没办法，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。”

  “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，但到了杭州以后，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上海警备区，我就是这里面之一。”

  起初，方顺安的心情十分之兴奋，他自述：“我当时想，去上海啊，那可不得了啊。”

  那是1956年的冬天，方顺安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，一行人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，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住进了江湾路1号(原上海警备区驻地)。

  “首长和我们讲，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?就说从后方来。到哪里去?就说到前方去。”方顺安记住了。

  “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，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。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，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。”方顺安的指导员不同意，叫他留2元。

  但小伙子却满不在乎：“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，不用再花钱，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。”

  第一年，方顺安没有评上“五好战士”，于是，他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，“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，给别人打水洗脸，毛巾放好，牙膏挤好没事就擦车子。”

  “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，开的是卡车，也学过开坦克，书有《汽车构造》《驾驶技术》《交通规则》等四本。”实操和理论他都十分之优秀，实际驾驶过程中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，那几本书被他翻得几乎卷边。

  1960年，方顺安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，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。

  “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，车辆保养得很好，当上了汽车班班长，领导都很喜欢我，叫我小胖子。”

  1960年，方顺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1962年，他成为了预备党员，一年后如期转正。

  1965年的一天，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:单独找方顺安谈话。

  “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，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。他要求我做到“四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问的不问,不该听的不听”，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，知道的人很少，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。”方顺安的心情十分之忐忑。

  “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，就说去外面工作了。别的什么都不能讲，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。所以当时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去给101开车。”

  “那时我才20出头，感恩思想很重，我一直都觉得，如果我不是员，我就参不了军、当不了兵，穿军装，穿皮鞋都是不可能。接到这个任务后，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。”

  方顺安说：“我母亲从小教育我，别人能干的你去干不算有本事。别人不能干的，你去干，还干得很好，这才算本事。我二话没说，一口答应了这个任务。”

  “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，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，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101住处。直到当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开车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觉得有些害怕。”

  该车为防弹车，重8吨，车身又高又长，车头当中翘起，大灯在车的两侧。纯黑色的车窗玻璃，还配有花色丰富的窗帘。

  “后面有两排座椅，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，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，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夫妻二人，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，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。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，可以上下，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，就把玻璃摇上去，我们就听不到了。”

  车有警灯警报，但在方顺安的印象中很少用。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，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，我负责在旁监督。

  “这辆车只有本人出去的时候能用，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，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。”

  方顺安的出车任务由的秘书安排，他记得：“那个秘书是个白面书生，个子很高，一米八几，很魁梧，秘书安排好以后，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，一般都是当天通知，说走就走。”

  上车以后，才告诉方顺安去哪里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，他必须要按照规定路线开，不能随便乱开，不然就是犯错误。

  方顺安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，子弹有30发，不上膛，分装在两个弹匣里，放在枪套外面。

  “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，射程也远。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，但得擦，天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，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。”

  “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，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，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，对我们很关心。”

  平时，方顺安都和秘书、保卫处处长一起吃大灶，四个菜,喜欢吃什么自己盛。

  方顺安谈对的理解：“他为人又很严谨，话不多，有分寸，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。他生活很俭朴，很少穿军装，不带军衔、领章和帽徽，不像高干。”

  “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，裤子是呢子裤，皮鞋是部队发的，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，有个罗盘和指北针。”

  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，比如在苏州住南林饭店、在杭州住西湖宾馆，在上海住岳阳路招待所。

  方顺安对的一些生活小习惯和喜好也知道：“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，家具是普通家具，不是红木的，盖的被子和我们一样，是部队用的黄被子，饮食也很普通，偏素。他吃饭只和叶群，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，不叫子女的。”

  一次，方顺安的母亲给他写来一封信，由于需要内部转，所以到他手上已经晚了五六个月了。

  “母亲在信里告诉我老家有人要在我们的晒地上造房子，可能会影响晒东西。那天吃饭时我吃得有点少，被的秘书看到了，马上询问我为什么饭吃少了?是不是收到一封信?有没什么问题?我就把事情缘由告诉了他。”

  “多年后我才知道，他们当时就联系到安徽省徽州地委，地委马上派了一个人到县里，县委副书记再派人到老家生产队去了解情况，发现确有其事，立马叫人家不要造了。”

  方顺安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，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，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:“首长，上海的同志来了。”

  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，没有下车，窗玻璃都没摇下来，也不说话，就摇摇手，意思说走吧，我们就走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时看到过毛笔和砚台。

  “路线是安排好的，不能有红灯，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。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，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，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，车就停在那里。住在老洋房里，我住在对面的一个招待所，那里有个小车班，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。”

  后来，方顺安才知道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，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，他不爱搞交际，宴请都不参加。

  “苏州南林我第一次去，车子太长，都拐不过来。我记得进大门后，靠右手边第二栋小洋房就是他住的，我住在北边的北林。”

  1965年到1967年，方顺安跟着从杭州到上海，再到苏州，将近有两年时间。

  1967年秋冬:被叫回北京。临行前，的秘书来找方顺安谈话，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，叫他一起去。

  方顺安心想：在杭州我坐个长途车就能回皖南老家，去北京的话火车要坐两天，太远了。

  由于他工作表现不错，后来又调到管理科，一直做到科长，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，享受副总经理待遇。

  后来，他回忆这段经历，只说：“经过为开车这段经历后，我认识到一个人的发展，一要靠党的政策，二要靠自身努力。”

  “党的政策是根本。我感觉好，毛主席好，不是和毛主席，我不会有今天。让我去给开车就是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。我要努力达成目标，这是我的职责。现在我过得很幸福，很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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